逃生记

星光璀璨的嘎纳红毯上，性感装扮的老莎正摇曳前行，她此时可能正在为她发红的皮肤而稍有尴尬，毕竟，她已不再年轻，她已经50岁了，但是30岁时塑造的性感女神形象一直影响着世人看她的角度。为此，每次公开露面都是一次对她生理状况的巨大考验。但这次还算好，除了面部皮肤因为那该死的美容手术而发红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还能撑得住场面......更重要的是，她30岁出名时，誉满天下的不仅是她的身体，还有她罕见的160的智商。而智商跟身体与年龄的关系恰好相反，这一点很重要，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一个已经50岁的女人来说。

莎姐内心里如此七上八下的往前走，迎面走来一个中国记者，随即被拦下，莎姐心里不禁小小得意——看来，我在东方国家仍然有着影响力......久经沙场的她正面对着镜头，非常配合的摆好了姿势......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包括她自己。

记者问：你知道中国四川发生的大地震吗？

老莎拿腔拿调的回答：Of course I have.

我们可以揣测一下她这一瞬间的心里活动。可能是这样的：wow，这真是一个突然的，不合时宜的问题。中国地震？我当然知道。恩，这个问题虽然出乎意料，但也不错，在这该死的嘎纳，身边一堆又一堆庸脂俗粉，真抢了我不少镜头，现在这个问题正好可以让我脱颖而出，我的思考力，我的智商，我的视野，我的口才，我的个性，我的境界......

于是接下来就有了下面这段让她现在悔青了肠子的回答。

"Well,You know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at first, you know, I am unhappy about the way the Chinese are treating Tibetans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one should be unkind to anyone else.
And so I have been very concerned about how to think and what to do about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that.
And I've been concerned about how should we deal with Olympics because they've not been nice to Dalai Lama, who is a good friend of mine. And all this earthquake this stuff happened and I thought, is that karma? When you are not nice the bad things happen to you.
Then I got a letter from the Tibetan Foundation, and they wanted to go and be helpful. And that made my cry. And they asked me if I'd write a quote for that and I said I would.
That was a big lesson to me,that sometimes you have to learn to put you head down to be at service even to the people who aren't nice to you. That's a big lesson for me."

其实，我不觉得莎朗真的认为地震是对中国的一次karma。对于任何一个中等智商的人来说，或者是对于成天嚷嚷博爱的西方人来说，把一次自然灾害称做karma，都是十分骇人听闻的，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以莎朗这个老江湖，高智商，她不可能不考虑发言的责任与后果。

但她确实如此说了，karma。为什么？我认为，她这次是某种“用力过度”，聪明反被聪明误。记者只问她有没有听说过中国地震，她如果放松一点，自然一点，就顺着西方人道主义的路子去回答，可以预见的是，尽管不会很出彩，但也不会出什么错。

但是她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瞬间忽然很不甘心于此，是的，她这样的女性是不会甘于平庸的。于是她的脑子里，忽然挤满了东西，一些只因“中国”这个词汇而相互有点关系东西——西藏、达赖喇嘛、北京奥运......地震。

正因为她太想显示她思维领域的强大了，她这次反而管不住自己的思维。其实这种状况对任何一个人来讲，都很常见，用力过猛导致动作变形。

老莎在脑海里迅速而胡乱的组织了一下这几个问题的逻辑关系，于是开始谈论西藏、奥运（实际上她的西藏论在西方也是常见的陈词滥调），然后，怎么跟地震联系起来呢？于是，于是，她的嘴巴里就跑出了karma号火车。

明星做善事，很多是伪善（我私下认为慈善是为他们洗罪的一种方式），我们不必真去感激。反过来，明星发恶言，很多时候是聚光灯下的动作失误，使上帝对他们的捉弄，我们也不必过于较劲。毕竟，大家都是凡人 ，是人都有出错的时候。

我上一篇里讲“悲情被透支”，不如讲我们的悲情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自然发生的，另一部分是类似Kitsch的东西。这样吧，看看龙应台对“第二颗眼泪”的讨论，大家或许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

龙应台：两个世代的相互诘问——第二颗眼泪 

    1.波斯尼亚的广场
    亲爱的安德烈：
    你知道莫斯塔(Mostar)这个城吗？可能不知道，因为波斯尼亚战争爆发，这个波斯尼亚城市的名字每天上国际媒体时，你才7岁。战争打了3年，死了10万人；战事结束了，可是心灵的伤口撕开，最难缝合。鸡犬相闻的平日邻居突然变成烧杀掳掠强奸者，荒烟蔓草中挖出万人冢，万人冢中发现自己亲人的尸骨，都是太恐怖的经验，何以忘怀。我记得，当时人们最惊异的是，这种因族群而相互残杀的属于原始部落的仇恨，怎么会发生在快要进入21世纪的当下，怎么会发生在最以文明和文化自豪的欧洲？
    我的感觉是，20世纪发生过12年纳粹和10年“文革”这两个文明大倒退之后，波斯尼亚的族群相迫害，已经不能让我惊奇了。我只是在想，当战争过去之后，普普通通的太阳堂堂升起的时候，同样的人还得生活在同样一块土地上——他们的成人怎么再抬起眼睛注视对方，他们的孩子又怎么再在一个学校里上课、唱歌、游戏？
    我的疑问，后来就“揭晓”了。1995年，你10岁那一年，和平协议签下了，可是莫斯塔这个城，裂为两半。原来的少数塞维尔族被赶跑了，信天主教的克洛艾西亚族住在城西，信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族住在城东，中间隔着一个广场。不同族群的人早上分别到不同的市场买菜，把孩子送到族群隔离的学校去上学，彼此避开路途相遇，晚上坐在家里看各自的电视频道。一个广场隔开两个世界，准备老死不相闻问。
    所以我看到下面这条新闻的时候，确实很惊奇：莫斯塔人在他们的中心广场上为李小龙的雕像揭幕。波斯尼亚跟李小龙怎么会有关系？
    原来，当地有个作家，苦苦思索要怎么才能打破僵局，让广场东西的人们重新开始对话，让这个城市重新得回它正常的生活。他的主意是这样的：找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天主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同样热爱又尊敬的，然后让莫斯塔的艺术家为他塑一个铜像，放在广场的中心。这个人物所唤起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可以使城东和城西的人心为之软，情为之动，逐渐愿意握手。这个人物，就是李小龙。原来，在一两代波斯尼亚人的成长过程里，不管是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徒，李小龙都是童年记忆所系，在波斯尼亚人的心目中代表了“忠诚、友爱、正义”等等美好的价值。艺术家们在揭幕时说，他们盼望波斯尼亚人会因为对李小龙的共同的热爱而言和，也希望此后别人一提到莫斯塔这个城市的名字，不会马上联想到可怕的屠杀和万人冢，而会想到：他们的广场上站着世界上第一个李小龙的塑像。
    这是一个公共艺术了，一个镀了金色的李小龙雕像，在城市的核心。安德烈，你曾经质疑过，墙上挂着木雕天使是艺术还是Kitsch(一般译为“劣质品”)？那么我问你，这个莫斯塔的雕像，是艺术还是Kitsch？

    2.仙乐飘飘处处闻
    然后我想到另一个跟艺术碰撞的经验。你记得去年我们一起去看Sound
     of　Music音乐剧？它在香港被翻译做“仙乐飘飘处处闻”，在台湾是“真善美”，风靡了全世界之后又迷住了整个亚洲。“Do－Re－Mi”的曲子人人上口，“小白花”(Edelweiss)的歌人人能哼。在英国，它流行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据说在冷战期间，英国政府的紧急战时措施手册里甚至说，如果发生核战，BBC就广播Sound　of　Music的音乐来“安定人心”。
    我一直以为它风靡了“全世界”，到了欧洲以后才发现，这个以奥地利为场景，以德国历史为背景的音乐剧或电影，德语世界的人们根本不太知道，大部分的人们，没听说过；大家以为是正典奥地利“民歌”的“小白花”，奥地利人没听过，它纯粹是为剧本而写的百老汇创作歌。哈，我所以为的“全世界”，只是“英语世界”罢了。

    30年前看过电影版，现在舞台版来到了香港，是的，我很想看，想看看我30年后的眼光是否仍旧会喜欢它，而且，我更好奇：你和飞力普这两个德国少年，加上正在我们家中做客的奥地利大学生约翰kk你们对这个百老汇剧会怎么反应？
    演艺中心挤满了人。你一定不会注意到我所注意到的：很多人和我一样——中年的父母们带着他们的少年儿女来看这个剧。我猜想，其中一定有一个藏在心里不说出口的企盼；中年的父母企盼他们的儿女，能了解自己，哪怕是一点点。当少年儿女知道父母被什么样的电影感动、为什么样的老歌着迷时，两代之间可能又多了一点点体贴和容忍。还没进场，中年的父母已经情不自禁哼起那熟悉的曲子，幕起的那一刻，他们又异样地安静，少年们古怪地回头，好像第一次发现：原来父母也曾经少年过。不论是Bee　Gees和Brothers　Four的演唱会，或者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舞台剧，我都看见这代与代之间的情感密码，暗暗浮动，像巷弄里看不见的花香。

    我坐在你们三人后面，透过你们三个人头看向舞台。幕起时，掌声雷动，你们不动，像三坨面粉袋。歌声绕梁，人们兴奋地跟着唱“You　are　sixteen，going　on　seventeen”，面粉袋往下垮了点。7个高矮不一有如音符高低的可爱孩子在舞台上出现时，香港观众报以疯狂掌声，你们把头支在手掌上，全身歪倒。七个孩子开始依口令踏正步时，你们好像“头痛”到完全支持不住了。当百老汇式的奥地利“山歌”开唱时，我彷佛听见你们发出呻吟，不知是飞力普还是约翰，说，“Oh，My　God！”
    中场休息时，大家鱼贯出场。我还没开口问你们是怎么回事，你已经带头说，“我们不要看下半场！”我也没放过你们，问，“为什么？是不是剧本以纳粹为背景，你们觉得不舒服？”
    “才不是，”你们异口同声，然后你说，“妈，难道你不觉得吗？是品味的问题啊，整个剧甜到难以下咽，受不了的Kitsch，你能忍受这样的艺术啊？”
    奥地利的约翰在一旁直点头。飞力普说，“走吧走吧！”
    于是我们离开了表演厅。哎，好贵的票啊，我想。

    3.两颗眼泪快速出场
    所以我想问你的是这个，安德烈：在你心目中，什么叫Kitsch？你父亲那一代德国人挂在墙上的木雕玛丽亚和天使是艺术还是Kitsch？你的艺术家朋友拍摄电线杆和下水道加以技术处理，是艺术还是Kitsch？李小龙的雕像，如果放在香港观光商店的摊子上，和画着一条龙的T－shirt堆在一起，可能被看做典型Kitsch，但是当他的镀金雕像站在战后波斯尼亚的一个广场上，被赋予当地的历史意义和民族伤痕记忆的时候，同样的雕像是否仍是Kitsch？或者，因为意义的嵌入，使得Kitsch得到全新的内在，因而有了艺术的力度？
    你们三个小家伙对Sound　of　Music的反应，让我吃惊，也使我明白了为什么美国音乐剧这个表演形式在欧陆一直流行不起来，用你的话来说，它放了太多的“糖”，太“甜”。但是我在想，可能太“甜”只是原因之一，更里一层是不是还有文化“简化”的反作用？譬如，身为东方人，我从来就不能真正喜欢普契尼的图兰朵公主或蝴蝶夫人。并非“过甜”的问题，而是，它无可避免地把东方文化彻底“简化”了，对生活在东方文化内的人来说，这种“简化”令人难受。
    哈伯玛斯的学生，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曾经说，Kitsch就是紧紧抓住一个假的感觉，把真的感觉稀释掉。昆德拉的说法更绝：Kitsch让两颗眼泪快速出场。第一颗眼泪说：孩子在草地上跑，太感动了！第二颗眼泪说，孩子在草地上跑，被感动的感觉实在太棒了，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尤其棒！
    使Kitsch成为Kitsch的，是那第二颗眼泪。(“不可承受之轻”)我喜欢看孩子在草地上奔跑，散起的发丝在阳光里一亮一亮。你和飞力普幼小时，我常常从写字桌抬头往窗外看，看你们俩在花园草地上种黄瓜，抓蟋蟀，听你们稚嫩的声音，无端的眼泪就会涌上来。我简直就是Kitsch的化身了，还好昆德拉说，那第一颗眼泪不是，第二颗才是Kitsch.

在当前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人性光辉熠熠闪耀的时刻，泪也流了，钱也捐了 ，我却总忍不住我的小人之心。

温总理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倍的努力”。撇开这句话中典型的中式夸张修辞风格不谈，实际的情况是，灾区道路损毁严重，救灾物资（包括大型起重机械）的输入十分困难，灾区资源极其有限，因此，如何更合理有效分配人力物力去实施救灾，才是奋战在救灾第一线的人们更着重考虑的问题。

另外，作为一个大国总理，温家宝此次不顾花甲之躯，日夜兼程，走访各大灾区，组织救灾，鼓舞士气，安抚民众，体现了政府对人民的极大关怀，让人感慨。但让我反感的是，新闻媒体对此连篇累牍的大量重复报导。可以说，大灾之中，确实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来协调各种资源，并安抚人心，但这也应被视作是一个大国政府应负的责任。更何况，镜头里，温家宝所到之处，周围往往都是一圈由一圈静立的人群，可以想见，此时很多正在救灾的人们都不得不停下来，围过来，聆听总理感人肺腑的讲话。但“时间就是生命”啊，总理也说了“早一秒，就有可能多解救一个废墟下的生命”。因此，是不是可以不要再摆“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领导身边”的这种舞台造型？

最后，我再次声明，我十分反感“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以及“我们万众一心，就一定能够夺取抗震救灾的最后胜利”这些鬼话。面对自然灾害，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力而为。再者，我们的政府似乎总是很喜欢以“民族”这个宏大的概念取代其中的个体、家庭，对于那些数以万计的倒在自然灾害之下永远不能醒来的人们，对于那些永远失去了丈夫、妻子、孩子、朋友的人们，一个民族的胜利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