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生记

在对待世界名牌的态度上，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们，多少都有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但也确有些“葡萄”，吃下去，只怕真会酸到牙倒。LACOST就是这样一颗葡萄。

当然我不是时尚杂志的小编，对于LACOST的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及现状完全不了解，光是知道：

首先，LACOST在中国终归应算是一个世界名牌，价格不菲，一件T恤就要2K RMB。当然，也没不菲到LV那一流。

其次，这个牌子的形象永远是阳光、明快、高尚贵族运动，因此，与那些拼命把自己往艺术创作上靠的牌子不同，LACOST不用让模特惨白着脸，化烟熏妆，不用像前几年的DIOR那样琢磨街头乞丐装，总之，LACOST不用挖空心思制造时尚潮流，只要秉承传统经典款式，稍加时尚元素即可，因为《格调》一书讲的很清楚，贵族区别于平民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衣着保守。

再次，LACOST廓清了国人对“鳄鱼”的混乱认识，落实了鳄鱼的正宗DNA。

曾几何时，各种产地各种血统的鳄鱼在中国泛滥成灾，以至于专门有人站出来告诉大家如何识别真假鳄鱼，识别方法包括观察鳄鱼的头朝左还是朝右，尾巴朝上还是朝下，嘴巴是张还是闭，舌头伸出来还是缩进去......而LACOST驾到，嗖的一声，防伪专家们集体收声，世界终于清净了。因此，这最后一条，我窃以为是LACOST闯入中国后最值得称道的一大功绩。

回想假鳄鱼的泛滥的年代，除了国人蠢蠢萌动的品牌意识作祟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管是纯尼龙，还是纯真丝，还是的所谓南韩冰丝，这些鳄鱼终究是人们买的起的。而且，假鳄鱼的横行实际上为真鳄鱼LACOST的到来做了极好的市场铺垫，甚至让LACOST有些抗战一结束，下山摘桃子的意味。实际上，通过对各地土匪鳄鱼的围剿，LACOST最终获得了人民的集体拥戴，倍受推崇。

其实，无论真鳄鱼假鳄鱼，人民都是爱戴的。细究这背后的原因，我以为大概和中国人总希望以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与国际接轨的心理有关。在服装上，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懂得如何通过搭配来穿出国际品位的，而且，只要是走搭配的路子，自然需要更多银两。而LACOST之类的品牌能获得国人青睐的原因正在于此——弄一件胸口停着小鳄鱼的T恤就是穿了世界名牌了，真是多快好省啊！

事实还不止于此，以中国水货生产力的强大，想穿鳄鱼的人也并不真的需要跑到专卖店扔2000人民币，因为有领T恤这种经典简洁的样式，太适合以外贸多余定单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衣橱了。

于是乎，近两年来，连开出租车的师傅们也都常穿着LACOST出没于上海的大街小巷了。

于是乎，这个堂堂的LACOST挺进中国后没几年，竟也变得跟它之前的那些土匪兄弟们一样，恶俗无比。

同病相怜的还有“华伦天奴”，经常被沿街的小门面亏血本大甩卖，以至于大嘴茱穿着真华伦天奴礼服上台领取OSCAR小金人的时候，这个品牌在我心中的地位依旧提不起来。

总而言之，当my哈子笨的有一天从欧洲开会回来，从一堆行李中真的捞出一件LACOST条纹T恤送给我时，我心里连喊：

啊呀呀，我也中招了！

陈晓旭死了。跟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感到很惋惜。希望真有一个极乐世界，能收容这缕飘离尘世的香魂。世上怕是再没有人能有资格像她那样充任国人心中的林妹妹了。

于丹的一个硕士生跳楼了。看来于丹熬的心灵鸡汤卖到了全国，却没把汤喂给身边的人。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举办“我是小八路”生活体验活动。西安市后宰门小学的学生们穿上八路服、唱革命歌曲、扛枪学军事，亲身感受当年八路军的革命精神。”——网上立即有人发帖：连爷爷您回来了，阿扁看枪！我倒是想，美国韩国的老百姓大概还没从枪击案的阴影中走出来，咱们中国的小学校长却要带领娃娃们体验做gunman的感觉了。当然，区别在于，人家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活腻歪了，而我们却是要保家卫国免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是不知道咱们的娃娃们手里端着枪的时候，脑子里是否也是打CS的画面。

“一个男人因为坐过站暴打公交车女司机。”——不禁想起7年前自己的一次类似遭遇。那次是下班坐公交车回家，两个中年男人因坐错站，殴打司机泄愤，满车寂静中只有23岁的我（请注意，那个“23岁的我”是个白领，女性，而且应该也是个丽人）发出了斥责的声音，结果劈头盖脸的被其中一个男人扇了两耳光。adidas现在的广告语是impossible is nothing，可我至今无法相信这两耳光和随后遭到的更大的殴打是如何得以发生的。我总在想，假如这个场景中的“我”是现在30岁的我，我会如何反应？我会加入那满车的寂静吗？还是，用人在江湖的方式说：“两位大哥嘿，消消气，他当司机也不容易，一个月下来也没俩钱儿，家里么肯定上有老下有小，这世道嘛，大家都不容易，大家互相体谅点，对吧，就别打了，再说这大热天的，这一车的人都赶着回家吃饭呢，哦，我这当妈的还得回家做饭呢，可现在这闷罐似的停这儿，大家心里都着急，是吧？”话说到这里，我抬眼看大家，于是原本的寂静的车厢立即开了锅：就是啊，快开车啊，热死它了......终于两位“大哥”骂骂咧咧下了车。瞧，这多和谐啊！对吧？对，可问题是这样的话我当年不会而现在会说了，却依旧说不出口。我十有八九还是属于英勇就义的那路人。

http://news.sina.com.cn/s/p/2007-05-16/141213002737.shtml  “5月15日，在贵阳市街头，一农民“背篼”采用某单位收购来的国旗包裹废旧物品，其行为令人气愤，过往群众无不纷纷指责。”——从网上跟帖看，还确实有不少人被这种违反国旗法的行为激怒了，深感痛心，遂大声疾呼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只是，这个倒霉的农民恐怕这辈子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了，白白枉费了咱们爱国人士的一番苦心。假如我是那个农民，我会对记者说，小哥儿，你就别拍我了，我就跟我捡的这些东西一样，是咱们伟大祖国的一堆破烂儿，不值得您浪费昂贵的胶卷，哦，不浪费啊？哦，数码的啊，那就尽情的拍吧！拍的越多越是垃圾！

终于搞明白cheestar原来是大学同学陈昊，顿时惭愧万分。但他怎么找到我的BLOG的？哦，google! 原本锁在抽屉里的日记，现在都洋洋洒洒的晒在网上，还指望别人找不到你？真笨！

陈昊刚到上海的时候，我也不过在上海待了半年，跟那时的男友蜗居在中山西路的一间老公房里，精打细算的规划着小小的未来。一天晚上，忽然接到陈昊的短信，说人已在上海，要参加交大的面试，听说我也在交大，想让我帮忙打听些情况云云。我当时刚跟男友吵架怄气，根本无心旁骛，又怕枪口上惹男友生疑，回信的时机便耽搁了些，后来陈昊因此埋怨我无同学情谊，让我觉得挺委屈。再后来，陈昊正式来交大工作，因为分处不同院系，不同校区，没有往来。其间通过雷钧间或听得些陈昊的消息，但始终没有主动去联系他。想来，原来的大学同班同学，日后能在异乡同一个单位成为“同事”，却一直没有往来，也的确可谓之薄情寡义。

回想大学时代，我似乎并无许多难以释怀的校园情结，同学情谊也极其淡散。这大概跟我是在自家当地读书因此能经常回家有关。别的同学大多背井离乡，因此无论喜怒哀乐，往往全情投入于校园之中。而于我，一个校园，一个市井，有很大的退路。除了这个实际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在于，我心理上一直对青涩纯情的校园文化颇有距离，因此，总是有意无意的置身事外。浑浑噩噩四年下来，除了一些红色的荣誉证书外，再没有什么让我能回想起那段所谓人生最美好的岁月。

关于陈昊，这个我们班公认为最沉默（疑似冷漠）的人，上课总坐在后排的角落里，有些神秘。当时班上同学大多来自外地，武汉本地人只有4个，陈昊是其中之一，但我们也没有因此能有多一点的交往。只记得临近毕业的日子，偶尔上课坐到过一起，但谈的些什么，也都忘记了。总之，因为他的沉默，我实在没有更多的了解和记忆。

而今网络时代让我们终于有可能走进一个人真实的内心世界。让我们明白外表孤寂冷漠的人，往往内心丰富细腻。陈昊的BLOG（ch06.blogcn.com），更为这个判断增添了一个活生生的注脚。

现实生活里，人们因为各种原因擦肩而过；但网络世界中，有趣的人，终究会碰到一起。

砚青12月15日凌晨3点半用“破水”的方式通知我们她的即将到来。此后由于一直破水但宫口却一直未开，并且估计到个头比较大，医生建议剖腹产，这样，上午9点27分，砚青来到这个世界。

砚青出生体重3732克，身长50CM，但是20日出院当天测量下来有53CM，不知道是在医院这几天长起来的还是出生时护士小姐量的不仔细。不管怎样，同病房的新生儿里面，砚青明显算是大个头，小脸蛋饱满圆润，饭量大（奶量大），饿的快，哭声响亮豪迈甚至有些粗野，并且经久不衰，让人总感觉是个男孩。但20日出院回家后的这3天，砚青哭的次数少了，哭声也渐渐变得“秀气”了一些。

砚青五官像极了WYK，好心人说，女儿像爸爸有福气，呵呵，但愿了。小脸蛋红扑扑的，又有好心人说，刚出生皮肤红的孩子以后会越来越白，呵呵，希望，希望，不然如果这个方面也遗传了WYK的基因，我这当妈的以后只能把砚青往“小麦色”、“黑珍珠”、“黑牡丹”的路子上整了。不过以后到底怎样谁知道呢？目前为止，像我的地方只有头发，额头发际线很靠上，尤其是两侧，以后只好用刘海来修饰了，发丝细软，不宜留长发。

孩子的出生确实给生活带来很大变化，除了WYK，家里的三个大人（我父母加我）成天围着她转，当然也无非是吃喝拉撒，不知怎的就耗去那么多时间，每天过的飞快。

砚青睡了2个多钟头，现在有点发作要哭，我得准备当她的食物了......

胎头已完全入盆，几个星期来持续的耻骨痛，现在变本加厉的对我施以折磨，以至今天几乎举步为艰。办公室的小苏讲她当年也是疼到寸步难行的时候就生了。难道说，这对我也有同样的意味？不过很多症状都因人而异，虽然我现在竟很盼望周末这两天就搞定这个小毛头。一来，不想再受疼痛折磨，二来，不影响WYK下周的工作（WYK应该有发自肺腑的幸福感才对）。

最近一段时间的梦几乎总与BB有关，但内容总是我没尽到做母亲的职责，有时候是忘记了自己已经生了孩子了，出去玩的时候忽然想起来，BB还在家里嗷嗷待哺，有时候是好象很长一段时间压根就把BB忘记了，想起来的时候，都不知道BB的死活，再有的时候，BB不象个BB，好象是个玩具模型什么的，反正心里总是很愧疚。这大概是焦虑的表现吧？也有书上说，越是梦到自己没尽到责任，越说明以后是个责任感强烈的妈妈。似乎有道理。

刘月前几天从加拿大打手机给我，叮嘱我生产时一定用硬膜外麻醉来减轻疼痛，说西方国家的产妇生孩子几乎80%以上都是这个方法。我很犹豫。虽然上网查到的资料都说这是个很成熟的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但是身边的人采用这个技术的还是很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还有使用过这个技术的同事亲口对我说，打了麻药也痛，一点都没作用，叫人心里寒寒的......

坐久了腰痛，先到这里，不知道今晚会不会发作？

昨天剪短了头发，镜子里照照，还算好，不太丑，只是更像个待产的妈妈了，我居然还可以这样温柔安详，散发母性的光辉......就美丑而言，现在能穿上身的，只要不显臃肿，就已经很让我满意了，看来孕妇对自我的审美要求不自觉的降低了很多。

怀孕三个月起即出怀，像别人四五个月的身孕，也就是说，从出怀开始就一再答众人疑——是的，我怀孕了，怀了X个月。只是，这肚子挺出来已逾半年，而今居然依旧腆着肚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摇过市......会不会有不知情的人觉得奇怪？这女人怎么还没生，莫非怀的是哪咤？

我一直不太愿意按现在流行的，称肚里这小人儿为“宝宝”。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自己哪儿给拧住了。现在倒也真苦于无法给他或者她一个恰当的称谓。因为即使起好了名字，现在叫，也为时过早。似乎我倒情愿按照武汉以前的叫法儿，称尚未出生或者刚出生的小孩为“毛毛”，亲切、形象，又低调——自己的宝，在别人看来未必都是宝啊。

最近一直在购置婴儿用品，很是花了些银两。外国好牌子的贵，国产的又不很放心。但最终还是买了些外国牌子的东西。不由得感慨，我是参加工作后慢慢才小资起来，现在也才小资到一个我认为合理的地步，而这孩子居然一出生就开始享受我现在的消费水平，甚至更略高些，那以后呢？其实我不希望这孩子从小在生活方面过于讲究，但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个个细节，却又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想法。这是怎么回事？这还涉及到对孩子的培养问题，一到这儿，就更复杂了。不谈跟吴耀琨可能存在的分歧，我自己都尚未理清头绪——我的孩子，要成为怎样的人？

我或许太操心了，较我父母更甚。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光，常感到来自父母过多的期许及压力，我的孩子呢？还是打住，就此打住吧。

忽然想起昨天买的婴儿专用柔湿纸巾，想到强生广告里那些嫩如豆腐、撩人心魂的小屁股......即将做爸爸的那个人，想来一口吗？

吴砚青  吴彦青  吴砚卿  吴彦卿

吴砚妃  吴彦妃  吴彦菲

吴柏崇  吴关崇  吴冠崇 

吴砚凌  吴彦凌  吴彦波

吴砚觉  吴彦觉

吴彦泽  吴砚泽  吴彦哲  吴砚哲

吴青仪  吴青颐  吴青宜  吴青怡  吴清颐

吴柏仪  吴柏颐  吴静颐  吴敬颐  吴景颐

吴昭颐  吴昭仪  吴朝颐  吴照颐   

吴昭盈  吴昭迎  

吴青培  吴彦培 

吴美淳  吴景淳  吴晓淳  吴雨淳  吴羽淳  吴语淳

吴羽晴  吴羽青  吴羽清  吴羽卿 

吴文雍  吴闻雍  吴惜雍  吴习雍  吴明雍  吴铭雍

吴鉴崇  吴渐崇  吴建崇  吴荐崇  吴剑崇 

吴鉴清  吴鉴青  吴鉴泽  吴鉴哲 

吴眷清  吴眷宁 

吴采迎  吴采盈  吴采颐 

吴雪谦  吴雪鉴   

吴墨扬  吴墨仰  吴墨茉 吴墨默  吴墨宁  吴墨青

吴均裁  吴君裁 

吴君惜  吴彦惜 

余秋雨几乎每次公共发言都会为其带来一次噩梦。最近一次缘起于9月29日的这篇文字，引用如下。

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

余秋雨

前一阵我在香港凤凰卫视预录《秋雨时分》的“人格尊严”部分，说了一件曾经让我很不舒服的事。我说，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参加上海文化艺术界的活动了，前年下半年被一位朋友硬拉，到衡山宾馆的一个大会议厅参加了一次，上海不少大学和研究院所的一批人文学科专家都在。他们在发言中频频提到一个名字，不带姓，只说后面两个字，显得十分亲切和熟悉，我一听，肯定不是康德和罗素，也不是孔子和朱熹，但我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连忙问旁座的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很惊讶地看着我，说，这是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啊！我一想，这个人的全名倒是在报纸上见到过，但从来没有听人这么去掉姓氏亲热地叫过，因此又问，这些教授和他很熟吗？旁座的先生告诉我，不可能，因为这个人官职很高，他们不可能认识他。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领导人肯定不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为什么这么多学者教授一次次不怕重复地提到他呢？我说，这是一种精神跪拜，那天跪拜对象并不在现场，可称之为“缺席跪拜”。

我虽然没有点名，但连凤凰卫视录制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立即听出来了。我所说的被学者教授们一声声亲切呼唤的名字，就是“良宇”。

除了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这么说之外，我至少还几十次地向朋友们讲述过我从这件事情引起的担忧。记得那天在会场，主持人还点我发言，我因为有了上述的心情，在发言中故意强调了上海这些年来在文化上的严重滞后，那些学者教授都很吃惊地看着我，其中有两个还打断我，说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国内坐标，只在乎国际坐标。他们打断我发言的架势，完全是居高临下。

我当时想，对我傲慢不要紧，但这是一个有关人文学科的研讨，我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比你们的那位“良宇”更有发言权吧？你们的恭敬和傲慢，也太不学术了吧？

我至今并不认为那些学者、教授知道某个领导人所犯的错误，我只是肯定：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助长了某些领导人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这就是文化所起的负面作用。我还记得某某大学一位教授的发言：“良宇上个月所说的这句话，虽然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也说过，但更有新意。”我相信，当代中国很多文人成天在做这样的事，使不少官员忘了自己究竟是谁。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我长久以来反复在推荐的康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看到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在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发泄对同行的嫉恨。听上去声音很响，却不必支付点滴勇气。他们一次次省略某个自己并不认识的领导人的姓氏亲亲热热地叫着，只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立场和背景，不为什么，只为在糟践同行时让别人误会成是上级的意图，又明知任何机构也不会去查。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生智慧”。

但是，文化的良知会查。

此文一出，噩梦即来。GOOGLE了一下，网络上批评嘲讽最尖锐的是一篇题为《余秋雨鞭尸，我们背过脸去》的文章。连“鞭尸”这个词都用上了，余秋雨这次的噩梦不知道何时才能醒来。

余秋雨与文化界同行间的恩怨何以让他陷入今天这般狼狈境地，我并不十分关心。我只是对余秋雨这篇文章的内容感兴趣。只可惜这文章的确发表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确有“鞭尸”的嫌疑，但因此竟连文章内容本身的价值也一并给抹杀，实在有点可惜了。

人归人，事归事。我宁愿相信余秋雨所言属实。那么，与余秋雨的倒霉相比较，上海文艺界人士确实可以用“倒胃口”来形容了。

不说了，吃晚饭了。